许多人喜欢学习二王的行草书,功夫没少下,但成效不大,或粗鄙狂野,或拘谨死板,或纤弱而缺少生气,为什么?因为好东西是很难得到的,实现的道路也大有讲究。王羲之离我们太遥远,这不仅是历史年代阻隔的问题,更大的问题是谁也没见过他书法的真面目,若说唐人摹本下真迹一等,那你就太轻信别人了。贞观年间收藏内府的王羲之书法经过褚遂良的法眼之后,号称“一件伪作也没有”,但这些大内高手还是被孙过庭等人的瞒天过海之术给戏弄了。所以一开始,你最好别直接临摹唐人摹本或宋代刻帖,因为它们与真王羲之都有距离。这时候,我们不妨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,绕道实现目标。比如学米芾的行书或者孙过庭的《书谱》,因为这些是真迹。只有临摹真迹,才能使用笔细致入微,才敢提按纵横而开合有度,才能不断锤炼生气,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。《书谱》是流传至今的最接近王羲之草书的古人真迹,字数多,从前至后的风格跨度也足够大,是学习王羲之草书的最好门径。如果有临习《书谱》真迹的经验,再临摹王羲之的草书刻帖如《十七帖》、《大观帖》之六、七、八卷,会感到得心应手、事半功倍。
学习二王行草,在唐人摹本与宋代刻帖之间,我更看重宋代刻帖的临摹价值。唐摹本与宋刻本,一刻一摹,皆非真迹,都不能看到原作墨色。临摹人的眼睛应该一尘不染,与其受到填廓的毫无生气的墨色的干扰,宁可看不见墨色,只看轮廓。而且刻帖篇幅大,可供发挥的空间就大。当然,摹本之中也有墨色比较自然流畅的,如王羲之的《寒切帖》,印象中是天津博物馆的藏品。唐摹本和宋刻本制作的初衷也不同。唐摹本是宫廷复制品,目的是收藏和赏赐用的礼品,当时学习书法不大用它,而是主张学习真迹,这一点在两《唐书》和唐宋人笔记中都有反映。宋人不容易看到晋人真迹,才刊刻了《阁帖》和其他法帖,供传播和学习。论质量,宋刻本中的精品远胜唐摹本。我所说的质量,主要看气韵是否生动、笔迹是否清晰以及受损程度等。刻帖数量多,更系统。王羲之摹本有不少,个个不一样,这些东西时间跨度很大,风格差异也很大。如果你学其中一部,字数太少,达不到打基础的目的,创作时会捉襟见肘;你学多部,那么是大杂烩,古话说“踳驳”。你很难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。一种成功的风格,技术上不会十分庞杂,惟其如此,才能内在统一。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框架内,不断地吸收合理的新东西,才能由渐修而达到质的飞跃。宋刻帖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成功经验,为什么不按照成功的经验办事呢?
在《淳化阁帖》和《大观帖》之间,我倾向于学习《大观帖》。《淳化阁帖》是法帖鼻祖,影响的确很大,但问题是刊刻失于肥浊,不如《大观帖》的清劲及骨气洞达。况且现在所能看到的即使所谓宋拓,也残缺过甚,甚至由于拓纸的褶皱造成笔画错位、变形,乃至于错字。我认为,现在传世《淳化阁帖》残拓,其文物价值、碑帖研究价值是主要的,而书法临习的价值完全可以被更好的《大观帖》所取代。
翻译讲究信达雅,它同样适用于临摹法帖。开始临摹一部古帖,要求信,忠实于原作,因此工具也要接近原作的时代。王羲之的字简括达到极致,笔画的内擫与精准是空前的,因此,一开始最好用硬纸和小笔,不要放太大。至于放大临,用生宣纸、羊毫笔与其说是临摹,毋宁说是再创造。孙过庭、王铎是两个极端的代表。因此,不存在什么工具好的问题,只存在什么阶段用什么工具、什么工具办什么事的问题。